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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开国大将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惠
加入时间:2014-08-25 22:32:42  来源:名人网 责任编辑:长达

采访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惠

6月9日,名人网CEO于萍与记者朱强拜访了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惠。
徐海东:只要还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
  父亲对徐文惠的教育非常严谨,父亲曾说过的话也成为徐文惠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话。
  退休之后重走长征路、参与元帅后代合唱团、抢救红色文化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在印证着父亲对她的教育是多么地深刻。
追寻父亲战斗足迹 自己当记者搜集资料
  1998年,为纪念徐海东大将诞辰100周年,当时年近60岁的徐文惠历时3年,追寻父亲足迹。从徐海东的出生地到战斗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奔波19省市,带领摄制组采访革命老前辈及历史亲历者,录制了大量历史资料。期间为了解与东北军的交战情况,徐文惠还亲赴美国夏威夷,拜访了张学良老将军。
徐海东大将简介
  一代伟人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则视徐海东将军为“文明一大害”,曾发通缉令:“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后,徐海东将军入晋,阎锡山亦发通缉令:“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五万元。”徐海东将军闻之,自摸后脑勺曰:“阎老西不如蒋介石,太小气了。”还有人称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
  徐海东(1900-1970),生于湖北省黄陂(今湖北大悟)徐家桥村人。出身贫寒,当过11年窑工。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参与黄麻起义。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历任中共区委书记,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任重建的第26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后任第28军军第25军军长,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1934年11月,红25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任副军长、军政治委员、军长。1935年9月率部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军团长。为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红二十五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特别是町店一战,取得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敌近千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6月,因病回延安,曾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9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12月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他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战斗危急时刻,经常身先士卒,被群众誉为“徐老虎”,先后9次负伤,积劳成疾。1940年病情严重,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省郑州市逝世。
生平事迹
徐家66人为革命牺牲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土地革命时期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得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1933年初春,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未果,自损3000余人。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大计。徐海东直言沈泽民为“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只顾自己喝饱吃足,不顾红军战士死活。”沈大怒,当场推押其出会场,命作检讨,并拟以“肃反重点人物”处置。当是时,忽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徐海东暗忖:冤死不如战死。遂直奔前线,脱棉衣,赤膊挥刀,浑身筋突,率交通队官兵冲向敌阵。敌军大骇,溃退。沈泽民目睹此景,亲往慰问徐海东将军。沈紧握将军手曰:“惭愧,惭愧,险些误杀忠良。”将军曰:“杀了我,谁去杀敌人?”
  1934年12月上旬,徐海东将军率红二十五军于陕南庾家河与敌激战。一弹洞穿将军左眼底,由颈后出。将军昏迷四天四夜,醒后第五天,即由四人抬着指挥作战,屡战屡胜。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将军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两至三日。将军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将军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徐海东将军闻战则喜。不战,则病发,精神恍惚;战,则病愈,精神焕发。将军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药。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至大别山。徐海东将军主动建议程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徐海东将军自谓曰:“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徐海东将军治军极严,有时挥鞭挞人。某人提意见言:“军阀主义。”将军曰:“不打好人。”仍不改其习。长征途中某日,大雨。部队宿营某村,夜半,前方传令:“快速前进”。其时,敌前堵后追,官兵亦十分疲劳,号声嗒嗒,全然不觉。
  徐海东将军殿后,挨家挨户检查,挥鞭先将团长政委抽醒,逐屋挞之,共驱出200余人。某人亦在内,后将军问之:“不用鞭抽你,你能活到今日?”某人无言以对。1935年冬,毛泽东派杨至诚向徐海东借2500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将军问供给部查国桢部长:“家底有多少?”查答:“7000块。”徐海东将军毫不犹豫命令:“留2000块,拿出5000块,送中央。”故毛泽东常言,“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历史壮举--长征。 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很快逐级反映到军委首长那里。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的报告,也工工整整地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几上。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其中几个数字特别醒目: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徐海东怎能不知自己部队同样面临困难。他默默踱到窗前。室外,大雪纷飞,朔风呼啸。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徐海东倏地转过身来,说道:“我们的日子虽然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过那么多山山水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需要中央红军数千阶级兄弟!无论如何,我们要尽量抠出钱来,保证他们渡过陕北的这个冬天!”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征,打开通往抗日前线的道路。月底,毛泽东在延长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指挥下,兵分三路:中路由叶剑英指挥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骑兵团、红十五军团224团及陕北红三十军,巩固和保卫占领区域,以策应两翼;右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及81师,南下晋西南,向运城方向攻击。在部署左路军时,彭德怀说:这一路任务比较艰巨,渡河后要全力北进,向晋西北发展,直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太原,这个任务由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主力承担。周恩来插言道:徐海东同志是从大别山成长起来的,打起仗来勇猛顽强,点子又多,听说他那个“先疲后打”的方法就让敌人吃了不少亏,都叫他是“徐老虎”,大别山的地方老财和国民党部队一提到“徐老虎”就头痛,真是唯恐避之不及呀!周恩来刚说罢,毛泽东微微一笑,指着徐海东幽默地说:“看来,我们这是放老虎出山了。很对不起那位阎老西子,猛虎下山,该有他的苦头吃喽!”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7月上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指挥所部和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在阳城北部町店地区的芦苇河一带伏击日军,取得重大胜利。
战斗期间,阳城抗日组织发动当地自卫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力地支援了町店战斗的胜利。
  1938年春,日军占领豫北、晋南并打通同蒲铁路线后,不断对中条地区进行“扫荡”。五六月间,国民党友军卫立煌部和决死纵队一部在晋南地区对日军奋起反击,发起多次战斗,收复了数座县城,拔除了日军若干护路据点,包围了占据曲沃县城之敌。
  6月下旬,日伪军出动8000余兵力,向绛县、垣曲进攻,企图牵制抗日友军,以解除曲沃日军之围。抗日部队与日军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战斗。
  驻豫北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为打通豫北、晋南之联系,驰援曲沃之敌,亦于7月初由陇海线北上,经晋城、阳城西犯。
  八路军总部侦悉情况后,为配合友军在晋南作战,命令徐海东、黄克诚统一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主力,由上党地区昼夜行军,抢先于1938年7月1日进至町店以北地区隐蔽设伏。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同时奉命集结在将军腰、梁家(圪针树腰)一线,配合主力行动。
  八路军主力到达町店北山后,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和县、区、村抗日政权取得联系,由当地安排部队在苏家岭、善家岭、北庄、柏圪堆、孔家沟、增村、前岭等村庄驻扎。县政府随即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往町店援助部队。地方党政组织向部队首长介绍了当地的地理形势,汇报了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情况,发动区、村自卫队、游击队积极进行备战,组织担架队和抢修工事民工队,布设岗哨盘查行人,以防止泄漏军事机密,同时,组织群众转移。
  1938年7月2日,徐海东在指挥部驻地苏家岭主持召开战前军事会议,主力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唐支队参战部队负责人唐天际、方升普、李景良、李声炎、庞如霖等以及地方军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报了敌情和当地群众的备战情况,分析了町店一带的地理环境特点,进行了战前动员部署,布置了战斗任务。其作战部署为:以六八七团一、二营占领町店东北侧制高点,伏击围歼进攻町店之敌。该团三营在町店以东十华里的美泉打援,断敌退路;六八八团于黄崖、东圪堆山口待命出击芦苇河河套,围歼敌之骑兵;七七二团一、二营在乌龙沟、义城埋伏机动;晋豫边游击队于刘村附近把守山口,并于黄崖南面山包阻击敌人,堵敌西进之路;当地自卫队在外围进行袭扰,围歼零散逃敌,并担负护卫群众担架队、运输队之任务。
  1938年7月3日晨,敌机在町店一带盘旋侦察过后,指挥部马上接到侦察队长张天保的敌情报告:敌二十五师团一个机械化联队500余敌及汽车辎重已渡过沁河,其先头骑兵200余已进入黄崖休息,其余日军即将进至义城、町店。指挥部迅速命令各部在芦苇河两侧高地预设阵地准备战斗。午时许,敌首、尾前后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内的黄崖、町店、义城等河套地区。由于天气炎热,大部分日军下河洗澡纳凉。指挥部即刻下达作战命令,顿时,芦苇河两岸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将敌分割、包围在町店、义城、黄崖三个主战场,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殊死恶战。八路军战士与敌展开白刃血战,迫敌不能前进一步。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敌残部在溃退途中,又在汤帝山、沁河渡口、清水磨等地遭到军民围歼。
  当夜,指挥部分析判断,敌人可能估计我会立即撤走,必然会组织反扑,遂决定六八八团和晋豫边游击队继续在町店附近隐蔽待命,阻击来犯之敌,其余部队虚张北撤,以迷惑敌人。
  不出所料,1938年7月4日凌晨,日军二十五师团后续部队数百余敌渡过沁河反扑过来。天刚拂晓,几架日机在芦苇河沿线上空轮番轰炸、扫射。11时许,日军先派出两辆汽车沿河试探西行,然后返回,见无动静后,大部队即边向两边山头开炮,进行火力侦察,边向前推进。当日军大队人马行至黄崖、八里湾附近时,八路军六八八团、晋豫边游击队在此打响阻击战。排子枪、集束手榴弹一齐向敌倾泄,猛烈的火力再次重创敌人,使三十余辆日军汽车毁于炮火之中。午后,晋南日军一部东进接应,在黄崖一带遭到阻击,敌仓惶组织残部突围西窜。
  战斗结束后,由阳城群众组织成的自卫队、担架队迅速帮助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并将100多名伤员送往小寺庄后方医院。这次战斗,八路军一一五师与阳城军民经过两天的浴血奋战,取得重大胜利。毙伤日军近千人(死700余人,伤200余人),击毁辎重汽车30多辆,缴获战马百余匹、机枪三十余挺及其它武器,物资不计其数。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5月,周恩来专程到大连看望病中的徐海东。他看见徐海东的卧室里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就对其夫人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后来实行军衔制,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其名字排在粟裕之后,位列第二,十分显赫。徐海东得知后,非常不安。恰巧,周恩来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身居高位,但从不恃功自傲。他在大连期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大连文史专家孙玉写道:“徐海东大将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为节约用水,大将吩咐工作人员不要将他的洗澡水放掉,而是用来冲厕所。大将对工作人员说,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我们应该带头节约,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抓起。疗养院的老同志都记得,战功赫赫的大将不择衣食。平常他舍不得吃鱼、肉,只是到了周末才改善一次伙食。他吃剩的饭菜从来不许倒掉,而是让厨师妥善保管,下顿热热再吃。他说,每顿饭为国家节约一分钱,日积月累,也是不小的数字啊!”
  1956年9月,徐海东离开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但是,他与大连的友谊仍在继续。一次,徐海东咯血不止,中央派出军用飞机,将大连著名中医李寿山请去会诊。由于支气管扩张,诱发大咯血,北京专家组采用石灰散、咳血方等凉血止血的方子,效果不佳。诊断时,李寿山发现徐海东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而且烦躁汗出,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语声低微,喉有痰鸣,咳中带血,其色浅红或暗红有块,每次约100~200ml。李寿山认为,他患的是阳虚夹寒不能摄血之症。于是,他对症开方,并亲自煎药。徐海东连服6剂,咯血症状止住了。随后,李寿山给他开了一些补养的方子,以增强体质。
  1962年2月,徐海东再度病危,高烧不退。徐海东点名叫李寿山去北京。李寿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诊脉煎药,使徐海东转危为安。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派人对沉疴中的徐海东大将进行搜查逼供,还经常用停医停药干扰破坏对他的治疗。
  1969年10月21日,根据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徐海东带着氧气瓶上了去郑州的火车。1970年3月25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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