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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发布日期:2017-09-05 11:38 来源:  快速留言
我所认识的蒋经国
覃异之
本文关于蒋经国在赣南部分,主要是根据李以劻先生所提供的亲身见闻及曹云霞女士的赣南回忆录;关于蒋经国和表扬军部分,以笔者亲身见闻为主;关于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海、南京的情况,以笔者当时直接所了解到的为主;关于蒋经国的早所和在苏联的情况,是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写成的。本文中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
一 蒋经国的早所经历
蒋经国于一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六岁时入溪口镇武岭学校从塾师顾清廉、王欧声受启蒙教育,读了六所的四书五经。据顾清廉的评价,他“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通读”(见毛思诚《民国十五所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夏,蒋介石把经国接到上海,托塾师王欧声、姑丈竺芝珊监护,王还在课外为经国补习国文。一九二二所,先入万竹小学高年级,后转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所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反帝怒潮高涨,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经国征得他父亲的同意,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见《吴稚晖年谱》)。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到广州黄埔探亲(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经国参加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秋,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三○年夏要求回国,被拒绝;申请分发红军中工作,又遭到否决。后来苏联把蒋经国的安排交给第三国际中共的代表处理。中共代表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的孙逸仙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辅导员,曾奉命率领学生到外高加索、乌克兰等地参观旅行。回到莫斯科后,因重病入院治疗。据《蒋经国在苏联》记载,蒋经国因受家庭出身及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一九三三年一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十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一九三四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中共负责人召蒋经国到莫斯科,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该信发表于《真理报》,《纽约时报》曾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原文收入波多野墘一著《中国共产党史》)。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成、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一再向苏联提出,要蒋经国回国,终于得到苏方的同意。一九三七年三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 蒋经国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这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软禁在奉化溪口镇的雪窦寺,蒋介石让蒋经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由政学系少壮分子徐道邻为他们的老师。蒋经国谈到这段读书生活时曾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张学良便结束了这一段读书生活,同机飞到重庆。
二 蒋经国在赣南
蒋经国到重庆不久,政学系头目、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迎合蒋介石的心意,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五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他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土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造成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作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一九三九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第,才获释放。刘己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三十,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习气。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但是,他虽然摆出一副激进的姿态,宣称“要打倒封建势力”,事实上他对封建恶霸势力根本没有触动,也不可能触动。以刘甲第而言,他仍然是赣南的大地主,在赣州城内拥有不少地产,还兼营七八家商店,照样妻妾婢仆成群,只是不像以往那样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罢了。许多所谓公益事业,蒋经国还得请当地刘甲第等有名士绅挂上委员的头衔,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也有他们的座位。逢年过节,蒋经国还亲到那些大绅士家走访,以表现“敬老尊贤”的传统作风。 一九四○年夏,蒋经国在“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的讲演中,曾提出了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镇建成现代化的城镇,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但是对于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苛捐杂税问题,却只字不提。由此可见,所谓“建设新赣南”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除了一些装饰门面的建筑物外,给人留下的只是一些形形色色的标语、口号、宣传画而已。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如一九三九年江西的吉安等地的生活书店都被查封,而赣州的生活书店却照常营业。江西各地禁止《新华日报》发行,而赣州直到一九四○年初还是公开出售。因此,当时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很显然,这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很可能正在他父亲“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一九四○年三日开始反共了。特务根据《新华日报》的订户和生活书店的顾客姓名,开出黑名单,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实行秘密大逮捕。蒋经国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处理,也完全是秘密进行,其手段是很毒辣的,这是蒋经国反共的第一次表态。为了积极反共,他还大力加强地方保甲制度。自蒋经国本人以下、所有专区和县级的主要干部,都兼任保甲指导员。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动,订了种种规约,以加强控制。从下面一首民歌可以看出赣南人民的反感:“蒋大专员开了口,赣南百姓齐遵守: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每天大事第一桩,总裁像前三叩首。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唱搞五有。结婚必定集团办,太阳节日(蒋经国把他父亲捧为太阳,把老蒋生日定为太阳节)大喝酒。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我的天啦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一九四○年六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六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是三青团头目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求蒋经国的同意,竟把江西支团部的主要干部都派定了,几乎都是康泽的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使蒋经国成了空头主任。久在苏联受过共产党的组织斗争锻炼的蒋经国,现在又有父亲做后台,当然不接受康泽的控制。他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便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实际上完全是变相的青红帮集团。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蒋经国这个专员与-般专员不同:他有蒋介石侍从室派出的警卫小组随身保护;财政部盐务署为了照顾蒋经国的财政收入,特为他设置“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处”,由他兼任处长,使他除了征收赣南的钨矿附加税外,又从盐税方面得到补助。此外,第四专区的征兵征粮也与其他专区不同,蒋经国可以用征来的壮丁充实专区的“白卫大队”及各县的“自卫队”;可以用征来的粮开办“交易公司”。赣南实际上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寇人侵赣南,代理专员杨明急电蒋经国请示对策。蒋复电指示说:“应紧急动员群众,誓死保卫新赣南。”他随即回到赣州,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并召开群众大会,声称:“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但是实际上只是徒然喊一阵口号,除了做了一些疏散民众的工作之外,并无准备作战的实际行动。正在戆州危急时刻,蒋介石拍来急电,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为由,要蒋经国立即飞回重庆,同时派专机到遂川飞机场等候。蒋经国离开戆州之次日,赣州即告沦陷。
三 蒋经国和青年军
青年军是蒋家王朝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一九四三年,在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一。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青年军九个师。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扩充抗战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争夺青年,因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认为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精神”,创立新军,为大规模扩军、反共打内战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青年军成立初期的各师师长是:二○一师戴之奇,二○二师罗泽闿,二○三师锺彬,二○四师覃异之,二○五师刘安棋,二○六师杨彬,二○七师罗又伦,二○八师黄珍吾,二○九师温鸣剑。 青年军训练总监罗卓英是陈诚的重要助手,副监兼东南分监黄维是陈诚的亲信干部。各师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陈系的人,以二○四师为例:副师长吴啸亚是陈的小同乡;参谋长唐肇谟、参谋处长卢庆善、六一○团团长胡一、六一一团团长黄绶绅、六一二团团长蓝啸声,山炮营、野炮营、工兵营的营长等,都是十八军(陈的基本部队)系统的人。政工人员则以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学,一九四六年一月结业,约一千人。训练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工作干部完全由干校人员兼任。干训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赣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蒋经国常常与青年一道活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得青年人的好感。政工班名义上虽属总监部领导,实际上除经费补给由总监部转发外,一切都是自搞一套。青年军成立政治部时,由蒋经国任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除余纪忠、范魁书(蒋经国的亲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由他的亲信副主任负责,如二○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复兴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团作政治讲演外,一切具体工作都由副主任洪长铭掌握。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从青年军的人事实排,已经初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蒋经国在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几点:一、通过康乐活动(文体活动)使政工干部与士兵打成一片(团有俱乐部、连有康乐室),二、通过小组活动,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三、逐步在士兵中培养爪牙。具体作法是:从每班士兵中各选出一二名,组成全团“小组长训练班”,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任学习小组长;师政治部从每排士兵中各选出一名或二名,组成师“康乐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回连协助连训导员搞康乐活动。以上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后来大多数成了蒋经国在青年军士兵中的骨干分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最初决定把二○八师、二○九师合编为三十一军,由黄维任军长,开到杭州集中;二○四师、二○五师合编为第六军,由刘安棋任军长,开到粤汉路护路;二○二师、二○三师合编为第九军,开到沪宁路护路。不久又把第三十一军整编为二○八师,由吴啸亚任师长;第六军整编为二○五师,由覃异之任师长;锺彬军整编为二○二师,由罗泽闿任师长。 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到第一批青年军很快就复员,因而未作复员的准备。约在一九四六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升学、就业。蒋经国怀疑有共产党分子从中鼓动,乃密令政工干部在各连队组织“防奸小组”;同时为了安定军心,宣布复员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期满后发给预备军官证书。在这三个月期间,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派一些反共教师到各师巡回讲演,如反共专家叶青曾到二○四师作过两星期的宣传;一方面集体参加三青团。青年军的师长刘安祺、覃异之,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范魁书等成了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有些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成了中央监事。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用青年军来吞并三青团,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至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控制了三青团。 一九四六年秋在庐山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时,听说蒋介石曾企图以三青团为骨干去改组国民党,因元老派及CC系反对,结果用“党团合并”来解这个矛盾。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青年军的复员管理工作,实际上是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工作。“复员管理处”名义上由陈诚任处长,实际上由副处长蒋经国负责。管理处后来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长。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一天是“复员节”。蒋经国控制复员青年军的作法是:一、复员前夕,以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如武汉通讯小组、郑州通讯小组等等),并创办《曙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各小组负责人是复员青年中拥蒋的骨干分子,直接与预干局联系,在各地上学和就业的复员青年军,既受当地三青团组织的领导,又参加当地的通讯小组;二、一九四七年改为“青年军联谊会”;三、每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各地的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受一次短期训练。 第一批青年军大部分复员,其中一部分志愿留营的,由各师根据留营的人数,编成教导团或教导营(二○五师编成教导团),准备担任第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以预备军官待遇,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受训。复员的青年军分为“升学”、“就业”两部分。就业的送入新成立的就业训练班,在训练中陆续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工作。升学部分中,上大专院校的,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地中学外,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各校的复员青年军不少人成了破坏学生运动的打手。重庆的青年中学在解放战争中扩充成反共的武装部队。许多复员的青年军后来成了蒋经国“青年勘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也是他建立自己特务系统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新整编的二○五师(我任师长)于一九四七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一面护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各地方的三青团组织虽大力动员,但志愿从军的知识青年仍不踊跃,到八月才勉强招足。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要我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装备。我便和孙立人(已内定为台湾训练司令)以及美国驻华武官苏洛一同飞往台湾察看训练场地。行前,我曾去见蒋经国,他正忙于到上海负责管制经济的工作。从他简短的谈话中,知道这次青年军接受美械装备是费了一番交涉的(因美国最初不同意装备青年军),用孙立人作台湾训练司令,是为了便于与美国打交道。看来蒋介石对孙立人,既讨厌他依靠美国人以自重(他到英国去接受勋章后,未经蒋介石的许可迳自访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又不得不利用孙以争取更多的美械装备。 二○五师于八月底开始由粤汉铁路陆续向广州黄埔港集结,运往台湾。因船只少,运输速度很慢,师部及直属部队十月初才到达台南高雄凤山营房,后续部队仍在运输中。正在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告诉我说,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要调我到东北去担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兼五十二军军长,要我准备到东北去。当时东北战局对蒋军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我当然不愿去做替死鬼,便找蒋经国想办法。他这时正在负责上海的经济管制工作,刚从上海回来,一两天又要回上海去,看来很忙碌。他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我希望免调东北的想法。第二天他给我电话说:“已电陈主任商量,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我,仍要我去东北。我又去找蒋经国,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我,限我在十月十六日以前到沈阳行辕报到,我这才不得不去东北。蒋经国此时名义上虽已不负责青年军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已改为新闻处),但是青年军的重要问题,他还是过问的。他的政工干部也常向他汇报青年军的情况,对青年军的重要人事还得征求他的意见。如二○五师师长的继任人选,孙立人曾保荐唐守治,蒋经国却坚决主张提升副师长刘树勋。又如二○五师镇压地下共产党员伍瑞云等案,也是请示蒋经国处理的。
四 东北外交特派员和上海“打虎”
日寇投降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重要问题,蒋经国曾作为他父亲的私人代责,协助宋子文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回国后,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和熊式辉、张嘉璈同赴长春。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原任衡阳市长的赵君迈(与他有密切关系)调任长春市长,这也是一般外交特派员所办不到的。蒋经国虽然精通俄语,也有苏联的朋友和同学,但在蒋介石反共反苏的顽固政策指导下,任何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他在东北期间,非但无所建树,还受种种奚落,所谓交涉,只不过是一场空话。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时,他难过得流泪,说:“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他也责怪当时在东北负总责的熊式辉没有很好的支持他的工作,责怪熊式辉倚老卖老,有问题不直接和他商量,却向蒋介石报告,“以我父亲来压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CC系从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击,心情更加苦闷。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酊大醉。不久,他又被任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妄想通过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低落的士气。接着反共战争的形势如江河日下,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勘乱建国学生”),成立若干“勘乱建国大队”,派往各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一九四七年,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蒋介石避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他在孝陵卫对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居然说,“共产党最怕我们发行金圆券”,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蒋经国在戡乱建国训练班讲话时也说:“共产党,投机奸滴,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就能消灭共党。”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发表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妄图以行政铁腕解决经济危机。经济管制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后来延至十月三十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为了了解蒋经国这段工作情况,下面择录他的《沪滨日记》数则:
八月二十日
早晨抵申后,即开始研究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上午到中央银行访问俞鸿钧先生,商谈经济管制各事。午后在寓所清理文件。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上午同崇镛兄谈金融管制问题。中午参加俞总裁所召集的经济会报。上海方面负重要责任的人都出席发言;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见。下午会客,并商量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
八月二十二日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一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气候甚闷。上午在寓所拟订经济督导的工作计划。
八月二十六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蒋经国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讲演中,唱出很高的调子,说什么:“天下没有什么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谁的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在行动上,他采用杀鸡警猴的手段,把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但是,蒋经国这种举动尽管锋芒逼人,却经不起以扬子公司为代表的孔、宋势力的反击。解放后,傅作义将军谈及此事时曾说:“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开会,为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所引起的严重影响,临时决定回南京去。”结果蒋经国只得发表一篇“告上海人民书”而草草收兵。 蒋经国自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以前的重要活动,据笔者所知,略为上述。至于蒋经国去台湾以后三十年来的政治经历,笔者虽陆续从有关资料中有所了解,但究非亲见亲闻,根据文史资料的撰稿要求,在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