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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发布日期:2017-09-05 11:38 来源:  快速留言
薛汕
洪都邂逅
“蒋经国同志!” 我以前曾经这样当面称呼过,期待以后仍有一天作这样的称呼。但这毕竟已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我们党的领导人称他为“蒋经国先生”了。这就有条件,也有基础,更有可能让我称他为“蒋经国同志”。这话怎么说明?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曾经这样相处过;仍然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处。在这里,让我回到曾经这么称呼他的岁月。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脑海里回响着。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是那么震撼着人心,把千万人引上街头,游行呼喊,也卷人部队,奔向前方,可以说让热情熔化在抗战的大霞下。我自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点当时也很流行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想探古访胜,看一看滕王阁故址。这就经百花洲,到了赣江,走上“中正桥”,放眼东望,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鸦点点……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有幸”,竟能于1937年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在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人物项英同志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风卷云涌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象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象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怎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侧。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象,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技,长靴橐橐响,那就另一番样子,总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土。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省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忱心,作为这个团的总于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当时,夏征农就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作。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个献身之处。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土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的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这来。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吧!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不炎热,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的。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 “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子”的,就是贬意了。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我想: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我的。可心里不免想着: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土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我抬头一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老表!”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着:“呀呀!找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走进到第一大队来了。蒋经国看看床辅,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眼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土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 “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话说着: “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贬低?也就很不好说了。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他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 以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这使得何土德不能不高声地喊着: “阿雷,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前了。这会儿,我把他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 何土德把我介绍给他: “就是他,是个广东人。”我有点怪何土德,你不也是广东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何土德的话还没有完,补充上来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这些话,何士德除没有到北平以外,其余等于他的自我介绍。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他说:“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我的话里,意思多着呢!远的说是“如雷贯耳”,到现在才得见;近的说是从他到南昌来;很多人跟他往来,也很熟悉,我却迟迟才见到,绝没有“相见恨晚”之意,倒有点意外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原来,他是有目前的,下面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 蒋经国问我:“《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言下之意,这类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或有人授意我写的。“兴趣”二字,应该说成:“这个斗争你也参与?”最后,可是你怎么可以认为不是政治党派呢?无妨说他不能同意了。但年少气盛的我,只用简单的回答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了: “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 过了一会,他又对何土德和我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我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 “好,准去!” 他呃呃地笑开了,有点沙嘎,带看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走,又对旁边的何土德说下去: “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他们是噼呖拍,僻呖拍!,……”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 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地这么说,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 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土德对我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去,我们去约他。”“你没有到过他的家?”我说:“没去过。”“我带你去。”南昌城里,比起现在的大都市来说,再远的住处也显得近。我记得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城郊了。穿过林荫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这准是他的孩子,用不着问。一瞧,就知道到了他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捣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在苏联生活中的事情: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什么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他是归来人,完全能够满足一个个的询问。看来,他不拒绝这些询问。他见何土德和我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 “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北伐到南昌来了。” 我说什么好呢?只好一笑了之。何土德也是广东人,他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土德说明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 “好啊!我们也去。” 他还没有回答,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巡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由于他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么些人接着就喊开:“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僻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你……唱!”众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经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几乎没有谈什么话,就坠入热情的歌声之中。他用俄语,我们用华语,竞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好了。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是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此时此地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竞能合谐,一起共鸣。 他,这么做,跟同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密切啊!又多么令人不易忘记啊!已出现的一些场面,又是多么生动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名流,象许德瑗、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个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子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派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前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扑空悻悻地回来。站在门口岗亭的警卫,虽没有为难,也似乎在冷笑一样,你爱找就找吧!没那么便宜,这不就大大耽搁时间么?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走了出来。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打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多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指挥……他又在说一遍: “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额,从容不迫他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涌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揩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村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炮,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着闪著。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碇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中秋之夜
翁翁郁郁的杉林,成一片蓝色,与白云飘雾,像水拨彩画一样,渲染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后,井岗山是个禁地,几乎没有人上过。为了看一看盘踞在上面,挂名国民党的一个乡卫中队,其实就是土匪窝子,试探一下头子的政治态度,我去了那里。我正有所得,累呼呼地回到第五区的住处,便接到遂川县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到县城听命。 原来,江西省委为了加强赣南的工作,调动了一批青年上赣南。带队的责任落在我的身上。 这时,武汉已弃守,南昌又弃守,南中国的大门广州也弃守,东侧的小门潮汕也一样弃守,弃守、弃守……赣南变成东南战场的后方。 国民党很重视这个变化,调蒋经国到赣南做专员。 我调赣州继续做组织工作,特别要在城市工人中发展党的队伍。同来的分派在各个团体单位,暂时由我联系下去。我的主要工作,像在南昌一样,公开身份是在“江西青年服务团”,而在赣州,任的是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 这好比在征途中又一个遭遇:要与蒋经国为伴。 这一回,我比初次见到他时,对他认识清楚得多了。这是后来到新四军办事处,亲耳听到党的东南局副书记黄道对我说的:“他不是党员。党的政策就是帮助他,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支持他的工作。但是不能存幻想……”这些话,又在我的脑海浮现起来,事隔二年,不至有变化吧!心里有底,到赣州也就不觉陌生了。 蒋经国在赣州担任的官衔,叫“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管辖赣南十余个县。赣南,我们革命的摇篮,也是老根据地所在地,只因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国民党区。但党的威望是如此的高,广大人民的感情又如此的深,对国民党的动向又特别敏感。体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就比别的地方更直接;一遇磨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多。因此,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紧张的程度,并不在重庆之下。 为什么要把蒋经国部署在赣南呢?看来国民党就是因他有过红色的标志,借此在赣南以孚众望;再则呢,国民党也很清楚,不管蒋经国有过这样那样的事,终究还是国民党,代表国民党的利益,不会有虞。 尽管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这里毕竟是个缓冲之地。 此中的关系似乎不好理解,于是有的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内对他很不放心;有的把他看作国民党员,担心他做起官来,究竟能不能与共产党合作?只有等候事实。有的已知道他的底细,却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要做好他的工作,又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 我在赣州,属于最后一种人。我虽然跟他认识了,到了赣州,没有去专门找他。我做我的工作。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的总干事周百皆,是一个平易随俗,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易于接受意见的人,曾经留学苏联,与蒋经国是同学,成为蒋的四大秘书之一。我所做的组训工作,直接由他指导,向他请示,向他汇报。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在旧赣州府衙,已改作“幼幼师范”了,可是学校己疏散到附近县去,让这个抗战的机构住下来。这个会有个“宣慰团”,团员四五十人,男男女女,有唱歌的,有演戏的,人来人往,日夜不停,已经不是一个冷落的庭院,歌声、念台词声,还有早上健身武打的喊声,早已连成一片,充满着生气。 木芙蓉花盛开,不像合欢树那样飘香。而它撒着花瓣,落在幼幼师范的后操场上,缀在崴崴的青草上,像在绿毯上绣上花朵。草上盛着晶莹的露珠,一一都被早来人的裤管、鞋面拭走了,后来人即使席地而坐也不会湿着。虽然是秋天已到,却没有感觉有什么凉意。我不爱打拳或手舞足蹈一类的运动,跑步兜了几圈,就坐在一旁;然后,又到树荫下拉开拉链……忽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老表!”这就有点奇怪,还是这么个叫法,可是蒋经国来了?接着就听到他不断地招呼人:“沈明辉,你好!怎么不练歌呀?”沈明辉回答:“你好,蒋主任!”又再一声说着“杨茵湖来了没有?还在睡懒觉?把他拉起来。”接着,看到蒋经国穿着背心、短裤,肩上挎着夹克短衣,正和周百皆一道来了。他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刚刚在赣州公园运动后串门来了。 不叫“小蒋”,也不叫“蒋专员”,却称起“蒋主任”。有个来由: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团的团员,年纪又更轻些,更小些,称蒋经国为“小蒋”显然不相称;称“专员”呢,确实有些“官气”,叫不出口。而”蒋主任”呢,驾乎两者之间,而且是个新鲜的称呼,因为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筹备成立,他是主任。这么一群青年,都十分高兴地参加,由此及彼,对“主任”就格外亲切,就这样叫开来。他也乐意接受了。 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个新生的事物,没有暮气,很适合青年的特点,在江西,才开始,还没有被中统所利用。我作过这样的传达,党为支持蒋经国,使他在赣南不孤立,而有拥护他事业的群众,就让共产党员参加,也鼓励青年们参加。参加的,可以借此接受到新的锻炼。 蒋经国当的专员,很不一样,一改过去衙门老太爷的作风。清早起,全体公务人员,都必须到赣州公园体操、运动。他讨厌睡懒觉的,也以身作则,一早活跃在“锻炼”线上。 他们所以点“杨茵湖“的名,是早就闻名了:这个到过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一肚子“艺术”,精于戏剧,就是不守生活秩序,晚睡晚起,任何冲击也攻不破。蒋主任这一回能不能攻破呢?青年们回答着: “你去拉他吧!等他导演的《凤凰城》演出了,不用你拉也就爬起来了。” 杨茵湖总是在夜静更深中设计有关工作,特别对“演剧”十分认真,蒋经国似乎也理会到这一点,也就不坚持了。正在这个时候,他一眼瞥见我了,马上冲着我说: “你认不得我呀?好大的架子!也不去看我一下。” 这真是说到哪里去了,我能有什么架子?我倒怕他真的把我忘记了。我正要说话,周百皆的银丝眼镜晃了一下,乞乞地插上来说着:“阿雷不是这样,一来就忙不迭,要有什么请示才找你去!”这是对我的解脱,我只好说: “蒋经国同志,我怕你贵人多忘。我要是搭了架子,那么拆了就是。” “那就好,等你!”他仿佛闲不住,嘴巴东吆西喝嘟噜个不停,忽的说到这方面来。其实,恐怕他不知道我的对象是谁,而他偏这么问:“你的密瑟斯好吧?没有来?” 那个时候,已结婚的不叫“爱人”,一般叫“密瑟斯。其实是“女朋友”的意思,作为已婚对象的特殊叫法,我只好答着: “没有来,还在遂川。” 这时一群宣尉团员把他包围了。嚷着:“蒋主任,跟我们一起赛跑吧!” 说时迟,那时快!蒋经国一下子就奔跑起来,一群青年都前前后后地绕着草地跑个不停。 周百皆是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的工作,蒋经国的四大秘书之一;之三呢?一个就是真正的专员公署的秘书,叫黄中美,权力很大,熟悉官道,又能说几句革命的话;又一个是在经济委员会当秘书,叫许季元,掌握财务实力;再一个是新赣南月刊社的秘书,叫高理文,斯文典雅,管文化方面,实际是为蒋经国制造舆论的重要人员。 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在“专员公署”里面。过了几天,我一早就来找周百皆:目的是去看蒋经国,免得又有“架子大”之嫌。周百皆说:“还没有来。“正说着,窗外橐橐的皮鞋声响了,接着就听到蒋经国的嗓门:“喂,你们来得早!”周百皆说:“你快追上去吧!要是有人来了,就什么也谈不成了。”我只好跑出来,在他后面叫着:“蒋经国同志,我来看你。” 他回转身,停止走路了,说着:“啊!你来了,来了就好。”接着,伸手把我拉住了。“来,到里面,有菠箩蜜吃!”过了一个小门,进入又一侧的小天地,有假山、有花草,明亮的玻璃窗,……显然是后来修的,与原来的风格不一样。专员公署是利用一个破庙改用的,我已忘记什么庙了。 跑进他的办公处所,里边有沙发,也有书柜。我一坐下来,他就叫男勤务员把菠箩蜜拿出来削切,然后要我坐下来,忙问着: “雷宁同志,你这个广东人,你这两年哪里去了?好不容易听到朱承熙说,把你请来了。” 朱承熙跟我从上海出来,一道到新四军赣东根据地以后就分手了。他先来赣州,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搞筹备工作。这么一批青年人到赣州,就是他向蒋经国提出后实现的。蒋经国记性这么好,脑力不差。我只好认了,说着: “用不着请,只要你愿意,说来就来。” “赣南的建设,千头万绪,有能力的人来多了,出个主意,动员力量。” 蒋经国的主意不错,也很实在,正在招搅着一些人。这种求贤心切,不论什么动机,还有一股为中国进行建设的劲头。这自然是值得支持,帮助出一些力量的。我就说着:“这里你有条件,可以独挡一面,你已有个班子了。”我这指的是四大秘书,是个领导核心,“先定个目标,有号召,也就有人响应。” “嘿!你倒看得挺准!” “这是个常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又退一步,“只有糊涂蛋,才稀里糊涂,招人骂,做些糊涂事。” 我说得客气了一点,没有把所有的倒退、反动的都包括了进去,也没有点什么具体人名,一般叫泛泛之谈,也不知他是不是觉察到我说的是有所指。他屋里虽准备了香烟,大约是招待商贾一类用的,他自己并不袖,也不拿给我,只指着说:“你没有抽烟?三炮台、海盗牌,这都是从汕头走私进来的。商人真厉害,得和他们斗一斗。” 人为名死,鸟为食亡;名利两字,哪个时候都存在着,就看能不能纳入轨道,加以利导,以利国计民生,自然也可以有破坏性,使生灵涂炭。东南战场的后方,正存在着经济上的问题。 “呃呃,你来了,你懂得政治的,你说说看,我这当儿,该怎样做才是道理?” “你懂得政治的!”这可是一句高抬的话,从话的根源追寻下去,是与当年那篇《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有关,不过他不这么说罢了。虽然,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还是一个青年,没有“政客”的经验,倒还热血沸腾,愿意投身到中要是好的政治措施中去,就绝不袖手旁观。 “我没有什么大本领,做点实在的事还可以,只要你乐意,我就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有组织的队伍,才能发挥作用呀!这之外……”我补充着,“你得拥有青年,他们是先遣队能够冲锋陷阵,打开道路。” 这就是说:他抓住两个工作,就不孤立了,有基础了。这就是我的意见。不过改口把上面的话说出来,也不知他是否接受了。他笑着说: “朱承煕不是在搞三民主义青年团吗?瞧他已鼓动起青年来了,不错……” 他大大表扬朱承煕,用以回答我所说的:和重视青年这股新生的、又是源源不绝的力量。他对朱承煕表示了好感,无非说,对我和所有新到的,绝不会例外了。 这个时候,勤务员把菠箩蜜切开了,端上来,我们一起吃了。过了一会,隔壁的电话铃声响了,勤务员过来说: “朱承煕来的电话,问你看到三青团中秋船会的计划没有?他要来和你商量。” “你就说我赞成。” 这个勤务员也很有意思,不是唯唯诺诺,而是反说着: “你不赞成,他就不会写计划。他问的计划行不行,有些什么意见?大约……”勤务员感到话多了,也忍不住地笑开来:“嘻嘻嘻,你自己说吧!” “你就要他来吧!” 勤务员照办了。我原来还要说有关文化上的事,只好改口说: “还有一个舆论的问题,以后再说吧!” 我告辞出来,经过动员委员会门口,周百皆跟我打个招呼,并介绍葛洛和我见面,葛洛任宣传股长,没多说话就走了。 我回到抗敌后援会,才在办公厅的椅子上坐下。宣慰团的小青年,每个人的手里拿着蓝袖章,唱唱闹闹的,有的就闯到我面前来了,有的竟嚷嚷起来: “阿雷,你瞧我们拿着青天白日蓝袖章,清一色,这叫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好比说蓝衣社,也有个记号。” 这就是说,对于参加到三民主义青年团里去,进步青年感到很别扭,虽然,在江西初起时,还是很单纯的。一般青年们,不知道在团体中哪个是党员,唯找进步的谈,可进步的就是没有二话:参加!于是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疑问。行动开始了,思想跟不上去。 他们出去开会时,带着蓝袖章;一回来,就扯了下来。 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陕北的红军改编,戴上青天白日帽,可里面的红星帽,就是还垫着,不愿拿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识大局,以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蒋经国,实在是出于真心。 中秋之夜,月上柳梢头。古老的赣州城墙脚下,赣江之边,一片灯火辉煌,虿船相连,青年们正在上面欢度传统的佳节。 我没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但我有必要去看一看。踏上虿船,桅杆的尖端有绳子把纸花成串地挂了下来。五色缤纷的虿船上,铺开坐席,放着柚子、柿子、月饼、花生……男女青年带着新奇有趣、别开生面而不知究竟怎么个玩要的心情,三五一堆,分别坐着站着。这可真的万籁俱寂了,没有唱歌喧嚷的,江面静静,流水荡漾,闪着白光。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在朱承熙的带领下,前后忙了不少天,把这个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确实搞得挺热闹。 虿船上拉着横标:“中秋赏月船会。” 我在船上走了一圈,就悄悄地退出。然而,还想看看朱承熙究竟是怎么个摆布法,就走向路旁,在比较僻静的地方踽踽而行。啁啁的鸣虫,时高时低地飞进我的耳朵,“千里共婵娟”,普天之下,不知是怎么个欣赏法了。 迭时候,朱承熙伴着蒋经国,还有好些人,一时看不出是谁,匆匆地到来了。船上的人叫着“蒋主任”来了,随即响起热烈的鼓掌声,然后就听到已经有了准备的《青年之歌》唱了起来: 我们青年拉起手来, 我们青年团结起来, 新的时代,新的中国, 全靠我们来创造。 这是按苏联电影《生路》的插曲,新填词的歌,大家一面唱,一面就拉起手来了。这一支唱完,又唱《青年进行曲》。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牢, 我们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要用一切力量, 争取胜利的明天。 先唱歌而后再讲话,很是别致。朱承熙递了一张纸,显然那是他代为拟好的讲词,大约是要采取朗诵诗的形式。讲词中充满着非常多的形容词,满足着青年对于美的渴求,哪怕是幻想的、浪漫主义的,…… 蒋经国念了几句, “青年同志们,你们是火炬,照亮了黑夜;你们是开路先锋,开辟着道路;你们是三民主义的新力量,要一直战斗到中国的黎明!” 显然,这么一些话,对于什么都不循规蹈矩的蒋经国说来,无疑是念不下去的。他把纸搁了下来,呐喊着: “今夜中秋赏月,你们尽情地唱歌、说笑、跳舞,我同你们在一起,同享欢乐。来吧!该吃该玩就随便地作乐!” 蒋经国一说不要紧,倒首先就招来一个要求:“请蒋主任唱俄语歌!” 他很痛快,一口应承,又唱起俄语“僻呖拍”了。 我没有看完,就回去了。后来怎么样玩法,直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见到这些小青年才知道。他们其乐陶陶,叙说着难忘的情景。 “一个专员和我们玩,真是少见。太好了,太好了。” “蒋主任跟我们手拉手,唱着歌,就是青年人。” “他还用俄语朗诵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列宁,我们的太阳,!就是听不清,又没有人翻译,或加以解释解释。” 听着这些描述,就知道那时候蒋经国在青年们心中的形象是美好的。
狂乱的会
一个星期天我应邀去蒋经国家。专员公署没有人上班,到处都静悄俏的,一到他的小天地,他的夫人蒋方良就迎上来,虽然是苏联人,却能说很慢很慢的普通话,都能听懂。她学着蒋经国的办法招呼我: “雷宁同志,不用客气,就到里面坐一坐。” 我就坐在沙发上,她要勤务员替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又再次说着: “不用客气,请饮牛奶咖啡。” 我只好端起杯子来。这时蒋经国来了,显得那么高兴,也喝了一口牛奶咖啡以后,说: “请你来没有别的,看来民众工作已有很多进展,就看市里的组织工作你做得如何了。乘胜推进,不二法门。” 我说:“先把城市的组织做好吧!然后,再做其他县的工作。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妇女界分会己经成立,即使不成立,有个妇女指导处,也还有人抓。就是工界分会,不成立不行。航船公会、纺织公会、铁业公会,……这个公会,那个公会,都是资本家、大老板的组织,就是没有工人自己的团体。” “你就赶快成立吧!不必给我说这么多道理。” “成立了。成立那天,请你当主席,你亲手成立起来。成立那一天,要盛大游行,显一显工人的力量。” “这……” 他沉吟了一下,大约与他所想的有些矛盾,显一显力量,也无非是显一显他的力量;可是,显的是他的力量时又如何呢?就有点嘀咕了。不论怎么说,在当前,还是对他有利的。他说: “该怎么做,你就做吧!要我做什么,只管来。” 他说得多么爽快啊!这就非成立不可了。我已有了个底,然后,好依情况加以调遣。这个时候,蒋方良带着小孩子过来,我不多耽搁,站起身来,问着: “蒋经国同志,还有别的事吗?” “你给我一个时间,早点通知,免得临时不知怎的。” “也许很快,即使匆促些,也一定给你准备好稿子,放心吧!” 我回到“幼幼师范”自己的寝室,躺了下来,看着天花板,想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他?……难道真的有个独立王国?于是理智又告诉了我: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还是放心做下去吧! 在一个工界分会的筹备会上,不能不请赣县抗敌后援会的委员来,告知要成立了。哪知道竟是国民党的老爷来了,一个是赣州县党部书记长刘宜均,又一个是江西省党部第四行政区特派员叶竞民,这两粒耗子屎,弄坏了一锅汤。 我在筹备分会,当然由我主持会议,一开始倒也平静,渐渐就开锅。这两人,一个说:“省抗敌后援会有这个指示,可是省党部没有这个案。”又一个说:“没有案就是不合法,就得取缔,不能开。”一个说:“各个县抗敌后援会已经够了,各界都包括了;各设分会,多此一举。”一个又说:“什么叫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分散的做法,又想搬起割据的一套。”一个说:“弄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是共产党的手法。”一个又说:“共产党花样不可不防,防就不准开!”这是一对双簧,把工界分会引伸到共产党方面去。 这个时候,应邀前来参加的葛洛,还有吴越,也是一对双簧,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辩论开来。一个说:“全国总动员,见之《抗战建国纲领》,成立工界分会,完全会法。”又一个说:“这是听国民党中央的?还是听你们的?你们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党部,胆敢自立号令,形同割据。”一个说:“还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工界分会成立,有利于民族,为了抗战!”一个又说:“工界分会是属县抗敌后援会的,听命于省抗敌后援会,叫意志集中;如果听你们的,叫乱听一气,就是力量不集中了,不行,你们找你们上司去,与我们无干!”一个说:“你们替谁说话?不像国民党,倒像日本人,口口声声防共!”一个又说:“共产党在重庆还有代表,你们在这里骂起共产党玩花样,不像国民党的口气!”这祥,说得不罢不休,无隙可攻。 最后我说:“蒋专员有代表在这里,可把你们的意见带了去。我宣布工界分会就是要成立。”散会了,刘宜均和叶竞民走了。留下葛洛和吴越,跑上前来和我握手。葛洛说:“你辛苦了。”吴越说:“你在会上很孤单,我们不能不说话。你在会外很有力量,谁都支持。”原来,葛洛是受蒋经国的委托特来看一看;而吴越呢,一个新到赣州不久,是得到蒋经国的允诺,正在为青年文化服务社的开张而忙碌的人。 这就是撂开一切反对的人,决定成立工界分会。 大约是在十月间,那一天是阴霾的日子,却没有下雨。整个赣州都轰动了,从下午起,工人就没有去做工,分别自持彩旗在街上游行,高呼着:“庆祝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成立!”还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类国民党规定的常见口号。他们不是集中游行,而是各自走各的街道,有时在街上并排走,有时又擦肩而过。更有不同的,臀章是红布黄字,与别的集会还有些蓝色记号不一样,严肃、热烈,也不免有点紧张,以致连呼吸也急促一些了。 延续到晚上,在大共和舞台门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接着,分别进到戏院里,楼上楼下,满是旗帜,又满是红色的臀章。人数很多,就等着开会了。灯光不很亮,也仍然四射,把每个粗矿的脸孔都照着。那东望西望的眼睛,仿佛是千万条光线,就在台上台下乱转着溜着,就看如何开始了。 整个会的安排,前面是成立大会,以选出工界分会的委员就算完成了任务,后面就是戏剧,有几个新戏,如《法西斯细菌》等。我是筹备的人,把各个工人团体的负责人请上了舞台,把蒋经国请到了。原来应该非常有次序地由他先讲话,以后各个工人讲话,然后选举。哪知蒋经国一到台上,全场热烈地鼓掌,一再要停下来也停不下来。这个会怎么开呢?我把己准备好的讲稿给了蒋经国,在稍微安静的瞬间,他开始念着: “工人同志们!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现在成立了,这是赣州工人的喜事!工人们在《抗战建国纲领》的号召下站了起来……。” 话没有说完,掌声就没完没了,根本听不清台上说什么,台下的说话声,大嗓门的还压过台上声音。接着,不用台上领呼口号,台下竟群呼着:“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了一会,我跑上前告诉蒋经国:“现在选举吧!你念一念名单。“蒋经国在台上念工人的名,谁也听不见,台下最多听到:码头工会的代表、机器合作社的代表……他一看没法,连名单也不要了,伸开两个大胳膊挥一挥,台下不知为什么,静上来了。他就高喊着: “选举委员!剃头师傅来了没有?参加!”台下一阵鼓掌。 “挑担的来了没有?参加!还有木匠师傅,撑船师傅……”连我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什么姓名也不清楚,最后,来个一锅煮:“他们都是委员,你们赞不赞成?” 一阵狂欢的鼓掌,竟伴着新的口号,喊着:“蒋专员万岁,蒋专员万岁!”楼上楼下,也有人喊起“蒋专员万岁!” 到了这个地步,蒋经国才退出大共和舞台。我陪着他,满头是汗地走了。他走的时候,连连说着: “这个会开得太好了,我没有看见过!这简直就像在莫斯科,工人们就是这么个脾气,热烈得叫你喘不过气!” 我送他出了大共和舞台的门,赶快回来,好在台上已拉下幕布,准备演剧了,用不着我忙了。我在工人群众中走了一走,他们在等着看后面的演剧。我浑身疲乏,退了出来,踏上回住处的路。 现在,我的脑海乱成一团,可是,蒋经国却十分满意。 又一想:这怎会是一个组织呢?一窝蜂地选出委员,张三李四都不清楚,一塌糊涂。 再一想:这一个队伍,又怎么能作战呢?这是为什么? 我正在走着,一位电厂老工人走来对我说: “自从蒋介石清党把陈赞贤杀了以后,赣州工人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集会。” 这可把我给提醒了:是应当考虑周到啊!这将是谁的过错呢?我有点怪蒋经国,为什么这样乱七八糟地处理选举的事。 最使人吃惊的,又是谁竟嚷起“蒋专员万岁!”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终于这么想开了,是无意也应作为有意来考虑。我所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失败了。 一个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干脆上赣州公园。做完体操,我想看看蒋经国在不在,再谈谈工界分会的事。哪知,没有见到。倒是遇到周百皆,他是蒋经国的传声筒: “昨晚的会开得太好了,县党部的人毫无办法。小蒋的威望那么高,以后的工作好做多了。” 我哑口无言,如吃黄连。赣州公园的香焦叶已开始露出黄色,竹叶出也黄了不少。秋风乍起,凉气袭来,落叶慢慢地往地面一边吹去。
是非之辩
正当“工人们”对蒋经国表示信任而且呼出“蒋专员万岁”的时候,在蒋经国的神色和言语里,都是很满意的,认为他的威望提高了,仿佛莫斯科的工人爱戴列宁一样。他这一天真、求胜的心理活动,或许因为他没在国内亲身体会,也就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以后,斗争复杂性的缘故。我又不好对他说明:这里面隐伏着祸害。我当时是执行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的人,又是筹备工界分会成立的,并没有在工人的党组织布置这样的口号,以及类似的溢美言辞呀!因此,很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盛会来制造混乱…… 果不其然,很快地就有了反应。抗敌后援会的委员们,因国民党县党部占左右一切的地位,竟决定撤换总干事,逼使担任主任委员的蒋经国执行。也就是说:周百皆得换下来。这就表明要削弱蒋经国在群众组织中的力量。蒋经国不好顶回去。周百皆碰见了我,心情沉重他说: “县党部要换他们的人。小蒋没有答应,只好从专署调一个搞司法的科长范魁书来接我的工作。” 我为提请他注意,对他说: “他们采取进攻了。这不是一个县的想法,而是省里有后台。” 这是十分清楚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就是策动的总机关;他们连蒋经国也不怕,是要拉他倒退。蒋经国呢,己意识到这么做,很明显地是在开始拆他台,虽然不高兴,但也用比较委婉的方法退了一步。 这个时候,配合行动,谣言四起,竟传到重庆:“赣州变红了!共产党准备搞暴动!” “蒋经国在赣南搞苏维埃,准备赶走熊式辉……” 这些谣言是有目的的,蒋经国明白不是事实,但也很不愿重庆方面听到,特别是他的父亲听到,以免引起不愉快:因此,不能不示退以利工作。周百皆又说: “小蒋决定调你到动委会,担任督导股长,负责国民月会一类工作。近在专员公署,有些事他比较好与你商量。” 就这样,我离开了抗敌后援会到动员委员会来了。周百皆呢,他的更多力量,花费在为蒋经国办的救济事业了,如成立难童学校,后改名义童学校,是收容从各成区抢救出来、失去父母的孤儿…… 这一变动,一经我向江西省委汇报,很快就领到这么一个任务:一走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于是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归我负责,江西省政治讲习学校、青年文化服务社、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等党支部归到这方面来了。而我在动委会的得力助手是党员葛络,他负责宣传股。蒋经国好些对外发表的文章,大多经他起草,他与蒋经国见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络办理去了。 动员委员会设在专员公署内。专员公署是利用一座旧庙改造的,后面是西津路,开成正门。一般的国民党的机关,迸门的照壁,不是画青天白日,就是写“礼义廉耻”或“诚”的字样。可蒋经国觉得那样太腐旧,决定换一换门面,就找政工队搞美术的俞亮前来设计。俞亮提出好几个方案,蒋经国终于采用画两只手握着的图案,不用文字说明,表示“精诚团结”的意思。朱砂红底,用黄色钩出双手,很鲜明,也生动。我进出动委会,以及所有来专员公署办事的人,都可看到。更彻底的是,蒋经国下令不用带武器的警卫,门口只留一般的传达人员。 蒋经国的这个做法是年轻人进步向上的一种表现,从动机上说,很纯良、坦诚、炽热,应当说可以理解并应加以赞许。这一类事,他认为是小事,想做就做,不和什么人商量,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个性是说了算,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哪管非常的闲言絮语。 照壁上的两只手,在两边的修竹、夹竹桃叶的映衬之下,更显出又庄严、又有力的气势,至少使得官衙门的味道少了。 这两只手,又是代表什么呢?群众说:就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吧!不知蒋经国是不是这样想,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团结、合作,共同抵御人侵之敌! 没想到,这竟变成反对抗日者谣言之源、中伤之据:只有共产党的机关,才不要“礼义廉耻”、青天白日…… 蒋经国原来并不在意,终于重庆传来询问有没有这回事?为了回答没有这回事,才把两只手抹掉,改用一个“诚“字。当俞亮正在用笔涂抹的时候,我与他正议论着,蒋经国从外面来了,一见就冲着我间: “你觉得可惜吗?这么好的画。” “有的人不习惯,改一改也没有什么,不图形式,要有内容。” “对,对!要有内容,诚也是内容。” 他边说边走进去了。俞亮笑着说:“看小蒋有时比我们还天真,叫我画了又改,白费气力。”我忙说着:“不不不,你的画了不起,风传到抗战的神经中枢,值得!”说着相顾而笑,看着蒋经国闪进门去的背影。 那时,我们办了一个《动员旬刊》,上面经常刊登一些县委、省委同志们有关宣传党的政策的文章。这个小小刊物,办得很出色,短小精惮,很受读者的欢迎,范围超出赣南以外。读者对一些已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动员旬刊》的言论为准。可是,蒋经国有一回到动委会里来了,看一看,然后说: “文章短小不错,用党国要人如粱寒操等的言论,宣传抗战救国纲领也不错。可是,里面有些东西,你们的方法太笨。” 还没等我们解释,他又接着说: “陕北的《新中华报》上的文章,你们怎么竟一字不改地转登了这不是自找麻烦?其实,拿过来,改一改,行文不一样,不是更好吗?” “真是好主意,我们就是太笨。” 我和葛洛都天真地笑了起来。 蒋经国似乎不满足《动员旬刊月》这个小刊物:“《动员旬刊》太小不小了,影响不大。赣南光一个刊物不行,哪能动员舆论?还是办《新赣南》月刊吧!这才显出力量。” 这就是他的想法,说说就走了。可从他的这一席话,可以看利,他很注意政治,也把报刊看得很重要。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统区的不多,他居然能看见,很仔细,真是有心人呀!尽管如此,他的一席话,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将文章改一改,意思表达出来,却抓不到小辫子,看不出是延安来的文章。《动员旬刊》以后就这么办了,例如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怎样分辨正义与利害的关系,文章就这样改写发表了。现在已过去四十余年,一点不感到是“昨日黄花”,还可以见到党在工作上所留下的业绩,完全经得起检验。在迭个刊物上很尊重蒋经国、支持蒋经国。我就在这上面写了一篇《巩固与扩大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创造》,在二十五、二十六两期刊出,多少带点纲领性,正符合他的动员舆论的愿望。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辨》,登在《新赣南》上。这篇东西,我认为辨与不辨,无补实际,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心境而已。 一天,蒋经国找到我问:“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间有什么反应?” 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他哪怕只做了某一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减少。蒋经国继续说着:“我不能放弃新赣南的建设,说到就做到。” “这个很好,多从实际考虑吧?”“考虑什么呢?”我终于说了一些新的动态,有些青年对他有点失望,什么都迁就,进而语重心长地直说:“你得依靠青年,放弃他们就没有冲锋陷阵的人。”他很简单他说:以我再来一篇《是非辨》,剖剖我的心。”我笑了:“这就没有必要啊!只要以后做得多、做得对,也就解决了。”“我得表示。”,“表示什么?”我建议他不再发表文章,而他还说要表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沉默了一阵,移身打开箱柜,抱出一摞16开的蓝色本子来,完全是线装,封机上贴有题签,写着“日记”两字,堆在我的面前。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心想既然拿出来了,就是让我看的意思。我当即打开来,原来在印有10行红线的本于上,用毛笔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不苟。再细看下去,是蒋经国在苏联所写的日记,我说实在话,真是吃惊不小。我所想象的,他在苏联一定用俄文书写,即使用中文,也一定是钢笔字。哪里知道竟是毛笔字,整整齐齐。我对他的行文,仍使用中国传统的毛笔书写而一如中国的古籍,加上线装,不能不钦佩。我的这个内心,他当然不知造。他说: “我想挑一、二篇出来发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是生活的记录,并不涉及当前的政治,若以过去政治态度所写的日记来发表了,无异这么说:“我没有变啊?”这是一个以表心迹的办法。我马上表示: “这个方法很好,先在《新赣南》上登,然后在别的地方也转发。” “你挑吧!“ “我没有全看,怎么挑?我看你先挑,然后再定哪一篇。” “你说我怎么挑?” “政治色彩、生活气息都得有,使人能看到你要与共产党继续合作,不搞倒退。” 这么一说,他大约问意了,就挑了二三篇,因为都很短,我很快读完就说: “就用《石可夫农村》这一篇吧!” 当时,我认为这篇东西是很感人的,也表现了蒋经国纯真敬老的本性。难得的地方就在于,对给予他帮助的老农妇念念不忘!内容是这样:他下乡到农场,起初遭到冷漠,常被。讽刺,后来共同劳动了,晚上让他睡在车房,浑身酸痛。他写着: “睡到半夜,一个68岁的老妇人,起了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 “‘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疲倦了,明天我来!’” “‘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草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同去吧!’” 最后: “草房门外面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 “斯客络平宣布开会致欢送词。” 满怀对慈妇人感激的心情,据说第二年蒋经国曾去看她,可惜她已经死了,怅怅无已!我也很欣赏这一篇,就找人去抄了出来,在《新赣南》月刊上发表。为了使这一篇东西能在别的地方发表,我把它转给在桂林的《救亡日报》。过了不久,终于登出来了,或许能让有些人知道:蒋经国自己虽不否认他是一个青年,但也确有青年经受考验的一股锐气。
这般建议
根据蒋经国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头、墙头上都刷写了标语,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标出要做到“五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动人得多。这就是让人们知道的“三年建设计划”的内容。至于怎样达到呢?只是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呀!什么“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甚至几百几百万人来工作呀!”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什么指标,更是无从淡起了。 不过,这个口号,总算很动人,与别处相比,有一新耳目的感觉。这个口号,自然是蒋经国的四大秘书的产物。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共产党员与一般公务人员,都毫无所知,没法参与。蒋经国不会找共产党商量,也不知哪里有共产党,也不想借助共产党员的力量。于是,我这个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无从插手,就变成在看他演戏了。那心情、那滋味,确实不一样。谈吧,他早就什么都决定了,没有筹划周章的余地。不谈吧,这么在大一件大事,几乎是孙中山提出的远大理想,早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作为“建国方略”搁在案头。而赣南却要一下子实现,没有政治局势作保障,没有充分的财力和人力的组织工作的保障,谈何容易!事实上面临许多挑战,搞不好,前功尽弃。虽然喇叭可以吹得很动听,却无补于实际,无助于赣南的“建设”丝毫! 这是明摆着的事,涉及中国的前途。如果没有共产党参加,那将什么也作不成。只因有国共合作,抗战才像个样。在赣南,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多,如果不是国共合作,就什么也办不好。现在,他满以为以他一己之力,最多加上一批年轻人,就能大功告成口还没有开始,便可预见前景了。 我清楚地知道:党的政策,是帮助他,一要做到国共合作,不在名义,而在实际;二在确实做些有利抗日救国的工作,最低不能让他开倒车,能有一点进步就算一点,坚决支持。 我们说的三民主义,与他们说的三民主义,在具体工作上还有先后之别,先解决“东南防卫”,然后,方谈到所谓“建设”。实际上无非安定人民生活,使之能服从抗战的需要。在战争时期,没法单纯地搞“建设”。 这一认识,与江西省委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急了组织部长唐敬斋,几次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就是一个客卿的地位。”唐敬斋觉得也很好笑,说着:“我去看蒋经国。”“以什么身份?”“先以个人的名义,他对我这个暨南大学学生还有感情。”“那我就给你吹吹风,择日去登门。” 我没有专门去找蒋经国,还是顺乎自然的好。有一天早晨,他经过动委会的门口,停了一下,把头探了进来,两只眼睛晶晶发亮,落在章亚若身上。她刚上班,坐在门边的办公桌边。他一改爱说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这么早!”章亚若是个女的,听到一句“我的……”显得十分腼腆,把一个少女弄得涨红着脸,轻声地说:“你把我吓一跳,蒋专员,有事吗?”她不在三青团而在专署里,只好随其他的署中人这么叫了。蒋经国毫不在乎,也不觉得歉仄,说完便罢;也不置答,转过脸就说着:“没有事,你们好!”他还没有走,我在办公桌旁站了出来,忙向他大声地说着: “蒋经国同志,你记得唐敬斋吗?” 他愣了,思索了一下,然后方从脑海捞起来似的回答: “当然,记得!这个猛汉,他怎么啦?” “他经过赣州,要来看你,” “来就来嘛,还要先通知?” 这意思是多此一举,以表明他不是什么官僚。我就只好解释一下: “不是,我在街上遇见,他对我这么说,又不知哪天来。” “要来就来吧!” 蒋经国用人谈话,都是很利索的,绝不含糊两可。他表示态度,是或不是,都很清婪。这是他的特点,和他商量什么比较好办。我转告了唐敬斋,请他来。 过了几天,唐敬斋登门来了,他直接到蒋经国的住所,从午后二时谈至五时左右,日影已经斜照,才告一段落。当唐敬斋出来的时候,听见蒋经国说:“你要时常来,有什么不好谈的!”然后就分手了。他们谈些什么呢?我没有去打探。后来我碰到唐敬斋才问:“跟蒋经国谈得怎样?还是个人身份?”“不!个人就没有那么多话好扯!我就给他亮明党的态度,好让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啊!原来如此,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党跟他作的一次正式接触。可后来我见到蒋经国,他却不讲正题,用别的乱问一气:“你们是同学?”我笑了起来:“南辕北辙,我是广东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他仍然把我与唐敬斋不分开他说着:“你们都是年轻的,难得都在江西,难得干同样的工作。”这个话里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没有问过唐敬斋给他交了我的底没有。总之,蒋经国从此以后,不再像以前那么随便、随和了;一跟他谈工作,总好像有一条线牵扯着,难免正经八百地,当然我也没有去介意这些。 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 事出有因,蒋经国的计划遭到挑战了。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赌禁娼,抓走私、捕好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而这些之中,按他的说法,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许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下令抓了几个好商,关在牢里去了。煞煞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 在一个星期天,很多人打球儿去了,我没有外出,蒋经国不休息,到署遇见我了,心中的事儿难免外露出来: “你们广东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后面,却把老表推了出来。现在抓来的,好多人来求情。放吧,物价还要波动;不放吧,关人真不是办法。” 又是广东人,作为喜笑怒骂中纵情之词,容或有之;但作为人好歹的标准,有点只知其表,不知其底,就不免成为笑柄。于是我就说: “我这个广东人就不狡猾!哪个不想捞钱啊?反正你治标不治本,尽演《捉放曹》。” 这种事我从不理闻,也就随便这么一说,他一听了好像击中要害,抓住不放了:“有什么治本?”我说:“许秘书就是专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很懂很熟,为什么不试一试?”他说:“那是苏联!”我又说:“也不是以前有现成的经验。在这以前,都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会暴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闹得最热烈,偏偏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来个一国首先胜利。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听听,沉默一下,也就进去了。经济上的事,我也外行,说说便罢,并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发生实效。 过了几无,见所有的人,都被调动去发赣州城里的“镇民购买证”。按报户口的给,没有户口的不给。有了这个证,可以到粮食公店去买公价的粮、酒、盐、油……等用品。至于不愿来买的,请便。这下子物价就平复下来,群众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纵,也不起作用了。 这在今天,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不过,在那时可是新鲜的事儿。蒋经国接受了挑战,知道许季元想出来的,犹豫不决,直听到我的所言,才办了起来,一举得胜了。这件事,确实可嘉。我为此写了篇《赣州的交易公店》,表彰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桂林《国民公论》上发表了,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蒋经国的政绩。 又一个挑战是变救济为动力,犯人坐吃山空,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厂,让犯人都劳动。 又一个挑战,不是要人人有饭吃嘛?确实好多穷人没有饭吃,于是鳏寡孤独残的,每天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 对付这些挑战,都需要钱。钱从何而来呢?靠盐、烟、酒的专卖,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济款,包括华侨的,以及重庆的儿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还抓奸商,要罚款、要捐款……因为在赣州,是东南联接西南的一个腰站,商贾云集,确实可以得到钱。金钱万能,解决了问题。 蒋经国还笑着对我说:“还是商人有钱。” 这钱,看怎么用!在赣州,又掀起一个高潮,叫祝寿献机活动,就是捐钱为他父亲庆祝寿诞。说得好听,所得的钱是拿去购买飞机,加强军事力量。于是,蒋经国全家出动都为这个工作努力。 就在专员公署、动委会和保安司令部的范围内,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走向群众,拿着捐款的红簿子出现了。她说着普通话,遇着公务人员,一个也不放过地说着: “爱国抗日,祝贺领袖,捐款为乐,无上光荣。” 这样,效力显著,每个人在她的热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没有少写,已捐到的数目很可观。蒋方良对我说: “要到陶陶招待所、广东酒家去!那里摆了酒席,蒋专员在等着哪!” 第二天,蒋方良又上出动了,一手拿捐款的红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写捐款,这下数字猛增。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时候,见一个不同肤色的人前来劝募,确实想也没有想到,写点,或者多捐点,总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强得多了。正因为这样,购一架“赣南号“的飞机,已经没大问题了。 这件事,蒋经国一回来,兴奋地向我说: “三民主义新赣南的民众力量显示出来了,蒋总裁一定高兴,中国有这样一个领袖,国民之福。”他已学得一些新的语言了。我谛听着。接着,他又高兴他说下去:“三青团宣布献机祝寿,已准备了戏,学会了歌,不会错的。” 蒋经国多么欣赏这件事啊!我就必须看看听听了。一上大街,看到不论是陆象山路、还是王阳明路,几条大街上都有宣传队在活动。 到了诞辰的那一天,先在赣州公园举行庆祝会,然后列队在大街上游行。高举着“赣州各界庆祝总裁诞辰献机运动”的横标前导,这也是国民党的其他要人所没有的和看不到的。蒋经国蒋方良两人在横标下面,带头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放着鞭炮,在口号声中游行开来。在这个队伍里,有高呼祝寿的口号,也有与祝寿毫无关系的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两旁的观众,那就更热闹了,互相争看蒋经国夫妇。 这似乎带有出奇的号召力,要不,就不至于出现万人空巷的局面。我们都是队伍中的,就让蒋经国带领着行进吧!这将是一个什么反应啊?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么做是成功呢,还是失败?真有必要摸一下新的情况了。 蒋经国的头脑是很热的,真的认为这是得意之作。据说受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夸奖,说是把赣南的建设搞得好,纳入正轨了。他似乎也有点忘乎所以了,溢于言表,乐融融地自陶,竟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快乐得边走边唱起歌来。 我一直到他比较冷静以后才到他的住处,不等我提出,他就向我滔滔不绝他说道: “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第一个成功,就是祝了寿,又献了机。民众同心一气,领袖领导有方,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有了把握。” 我顺水推舟地问: “这么做,赣南三年计划,可以实现吗?” “能,能,能!” 铿锵的声音,像钟连打三下。 这就可以看到,他说着说着,陶醉在美好的幻想之中。
风云突变
过了些时候,三青团从重庆来了一批人,大肆活动。他们集会,他们唱歌,最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却举行火炬游行,每个人穿着整齐的蓝色衣服,一律佩“三青团”的臂章,非常划一,高呼的口号,也很别致。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党。”另一边答呼:“中国国民党。”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主义。”另一边答呼:“三民主义。”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另一边答呼:“蒋委员长。”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捧喝团。中国不是有“蓝衣社”的说法吗?看来就是这么样来亮亮相的! 这么个另外的一套,席卷来了。我住在动委会里,不免看到专员公署的门上,又多了这些人的足印。这时的蒋主任欣赏不欣赏这批人马呢?这个问题,用不着去亲自问他的,观其言,察其行即可。不意竟遇见蒋经国来了,看到他的兴趣大大提高,并很有把握地说: “这番人多了,好办事!”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赣县也和其它后方地区一样,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募捐等工作,支援前线。蒋经国还亲自带领一个慰问团到大庾岭去慰问。 1939年下半年,这时赣县的三青团几乎已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蒋经国去重庆之际,他们采取了“行动”,先是扣留了在团内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实,接着由一个叫江海东的带头,手提木棒,气势汹汹地砸了“青年文化服务社”,绑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他们像法西斯匪徒一样的行为,使赣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赣州。 这时地方上,国共合作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蒋经国回来是怎么个态度了。 蒋经国姗姗回来了!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威风凛凛。伴随他同来的,有侍从室一个团的兵力。干什么来呢?为的保卫他而来。于是专员公署门口,再恢复有正式携带新式武器的人站岗了。 蒋经国回来后,我没有见到他,葛洛见到了,但是他的办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为了加强战时警卫,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务室那儿去了。为了加强战时的警卫,“黎民百姓”算不算在内呢?赣州还是后方之地呀!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立即去向江西省委报告,已经面临抉择了。已经到了撤退的时候了。 天气阴霾的一个下午,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我到青年会的茶座,告诉我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到处乱闯,引得商铺做买卖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正不知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又抓共产党了。”这下子传开了。怎么办?要不要撤退?我还有点书生气:“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哪知我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他是常见的熟人)光临了。来人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 “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 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个士兵手握武器,我就完全明白了。 于是,我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我的前后。还一股劲儿说宽慰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简直上下对搭不上词。穿过昏暗的街灯,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甘时鸣已经在里面了,用不着说什么,到此轮到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我值不得回答。 这一夜,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瑢,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 过了两天,我们被转到强民习艺工厂去。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我们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我们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等候变蛹,以后要破茧出来,还要产子,子子孙孙,无穷期也。这也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蒋经国当然知道,让我们“委屈”。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我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托他们带走了我写的报告。我说要撤退,我们要越狱而走。可是江西省委的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还委任我为狱中党小组长,要到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去发挥作用。 我们遵命。 从此,我见不到蒋经国了。可是很快传来他对这件事的关心。据说中统向他开了一个黑名单,有黄中美、许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葛洛、雷宁……一句话,要他逮捕。他不肯,讨价还价,他们的担保从四大秘书截至葛洛止。葛洛是他直接聘请的,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进牢里,所以就从雷宁起。而我呢?自送上门到赣州来。他也许知道共产党员为工作不计较这些,就同意从我逮捕起。因此我被“请”来,却听不到他的“谈话”。参加了这一次演出,算是在革命斗争中不可免的一个过场吧。我说过:这是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奇怪。不仅是蒋经国,换个张经国、李经国,也是同一个样。这里从个人讲,谈不到什么。然而,我要说的,蒋经国还有点儒教精神,还表现了他好的风度。 葛洛是他们聘请的,,却是我领导下的一个党员,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可是,我被逮捕以后,蒋经国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不是自己统治下的自由天地里去了。 还有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的家属找他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不管是敷衍还是真心,也不管是假的还是不得已,总之,他出来与家属见面,安抚从敌占区流亡的父亲一行,毫无顺蔓拉瓜,或斩草除根之心。还算懂得“阶下囚,礼如宾”。 我终于到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做我们地下的党小组长去了。这好比驯虎者敢于把头颅放在老虎嘴里,被咬,不难;不咬,知是驯虎,并无射虎杀虎之心!共产党员就是驯虎者,说不知道死是假的,说敢干不怕死倒是真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岂不可笑?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叫三次反共高潮所出现的事件。
深切期望
时间一晃40多年,我当年20岁挂零,蒋经国比我大得多,现在已经作古。从大陆看台湾,海陕两岸,遥遥相隔,我不觉有时想起过去的一切。对于蒋经国,难忘的友谊,常使我回忆往事,实话实说,不外让后人多知道一点。 当年同在赣南的,已经月明星稀,就在专员公署这个几百平方的地方之内,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有葛洛、魏晋、金重民、喻诚然、伍云华、罗琳……他们知道的不会比我少,可以各说各的吧!有一回,我与葛洛说:“如果小蒋回来当大官了,我们相约再一次在他的手下工作,一同到他的公馆吃一顿,叨叨台湾,那里也是我们该去看看的地方。”这个愿望现在已成为梦幻了!读台港报纸常见:“大陆对台湾是共产党的统战阴谋。”我有时觉得有趣,我在赣南搞统一战线,有什么阴谋啊!我不妨这么说吧:如果从爱国主义的大义出发,台湾也可以这么来做做大陆的统一战线。让我们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同是炎黄子孙,快结束分裂的状态吧!愿我们能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再以同志相称。 (原载《团结报》〕